崔允漷教授参加“名校发展论坛”并发表重要观点

2007年11月11日，在江苏省教科院主办、徐州市第一中学承办的“名校发展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崔允漷教授发表了以“名校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演讲。会后，我们采访了崔教授，并请他就这一话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记  者：崔教授，您好。“名校的社会责任”很少被人提及，您是如何想到这个比较新鲜的话题的？ 

崔允漷：近些年来，一些大型企业，比如东芝、日立这样的公司，每年都有一本厚厚的社会责任报告集。我就在想，当我们整天抱怨社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为社会做了些什么？教育的社会责任究竟体现在哪里？尤其是站在我国基础教育前列的各类示范名校，是中国基础教育的金字招牌和形象名片，名校多尽一份责任，教育就多几份健康；教育多一份成功，社会就多添几份和谐。

记  者：强调教育的社会责任，是良好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学校不同于企业，有些方面可能很难用文字的方式来表现自身的社会贡献力吧？

崔允漷：的确。现在一提到报告，我们就会用一连串的数字来报告成绩，特别是高考成绩，每年考取了几个清华，几个北大。这些要不要呢？是需要的，也是我们报告的重要方面，但是，不能仅仅报告这个。我们现在的教育常常是一切为了考试、一切为了升学，有漠视自身社会责任的倾向。教育功能发挥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教育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的程度。为社会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是名校当然的责任，可是如果仅仅看这些，就会淡化学校应该承担的其它方面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弱化学校应该担当的教育公平和教育公益性行为。

记  者：作为学校，特别是名校，应当如何来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呢？

崔允漷：学校的经营有时就象旅游，当我们玩到中途时，应该经常停下来想想，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想到哪里去？否则就很可能迷路。当我们思考学校社会责任的时候，首先要梳理一下学校的使命，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记  者：不同的人，对学校的使命有不同的理解。

崔允漷：古今中外，许多的教育家根据自己对学校的理解创建了不同的学校。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一个叫吕克昂的公共场所创办了一所学校，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达十三年之久。吕克昂附近有一座阿波罗神庙，有可供散步的幽静的林荫道，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常喜欢在这些林荫道上边散步边讲学边讨论，所以他们的学派也就被称之为逍遥学派。

著名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利诺既重视德育和体育，又重视智育和美育，他创设了孟都亚学校，并称其为“快乐之家”。 

杜威认为“学校即社会”。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学校组织成“一个小型的社会，以引导训练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而陶行知则认为学校的局限性太大，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这样，教育的材料、方法、工具、环境等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

庠序，是中国古代的地方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

我国很多学校的前身是书院。书院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续1000余年，主要职责是社会教化、知识传播、学术传承，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我曾经在台湾看过一所学校，大门是消防通道，平时不开，围墙边有一个比家里的门稍微大一点的门。这个校门很有创意，也能表达我对学校的理解。我认为学校就是比家大一点的儿童成长的地方，即家园，要温馨，要有亲情。学校应该是儿童生活并快乐着的地方，即乐园。学校应该是儿童一起学习的地方，是社会安排的专门的学习、教育机构，即学园。

今天，在“十七大”报告的背景下来看学校的社会责任，我想主要有三条：一是人才培育责任，二是文化传播责任，三是社区服务责任。当然，还应进一步思考，在第二、第三方面我们要报告什么，在第一方面我们如何报告。

记  者：就您所说的第一个方面而言，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常识和不争的真理。

崔允漷：但关键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来培养。由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出了很多问题。

记  者：请您具体谈谈。

崔允漷：我觉得主要有五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的教育被人批评为培养的是“有精神病的科学家”。十多年前，我在国外访学时，问一位研究中国教育的专家：你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总在培养有精神病的科学家。”当时我很震惊，也很不服气。但十多年下来，我觉得他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我们的孩子每天在学校很长时间，特别是相当部分的住校生，他们一个月只回一次家，这三年的生活等于一直在校学习，学习又等于一直在校读书，读书又等于一直在读专家编的要高考的那几本书，这问题太大了！为什么新课程要倡导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学习方式要多样化？为什么“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培养创造性人才，建设创造型国家，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缺少创造。如果人才取决于人数的话，中国不得了，搞教育研究的人比全世界搞教育研究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可是为什么嘴里整天讲的还是老外的东西？人家校长老师礼拜天早就到乡村度假、晒太阳去了，我们的校长、老师从早到晚，每周七天都忙得团团转。这说明了什么？创造性人才的问题已经成了我们教育的瓶颈。

第二，我们的教育不客气地说是培养打工仔，而不是培养老板。根据国家统计局九省一市的调查数据，中国当老板比例最高的是小学学历，初中和大学的比例差不多。为什么书读得越多，越当不了老板？我想：一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跟当老板的素质不一样。老板主要是提出问题，他要发现卖点，知道哪里有钱赚，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可以聘请副总、办公室主任、财务总监等人。而我们现在的学校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全在老师那里。二是冒险精神。老板要敢冒险，而学校有多少时候能让学生冒险？差一分一万块钱，老师、校长，还有学生，我们的教育人谁敢冒险？谁能冒险？提出问题和敢冒险是当老板必须的两个素质，而我们这样的教育恰恰缺失这些，这就导致书读得越多，越不能当老板。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打工仔，更需要老板。

第三，我们的教育把“熟能生巧”变成了“熟能生厌、熟能生笨”。中国人对学习的规律有很多的总结，其中一个词叫“熟能生巧”。但是应该熟多少东西且熟到什么程度？没有研究，也没有把握好。现在单一的机械的训练已经过头了，导致学生从“熟能生巧”发展到了“熟能生厌，熟能生笨”。什么是“熟能生笨”？一看到这个题目，根本不理解，就知道答案，这就是熟能生笨。18岁之前都在重复的、单一的认读上，折磨得孩子们对这门学科和学科的老师都厌烦起来。前一段时间，江苏省锡山高中唐江澎校长问一位86岁的老校友、著名的医学专家：“三年的高中，你印象最深的课程是什么？”这位专家毫不犹豫地说：“晃板课，也就是当时校本课程。”她现在走路很稳，身体很好，她自己认为这就是学校那时开的晃板课训练出来的。回想我自己中学时代印象最深的课程，根本不是数学、语文、英语，初中是文宣队，经常可以参加演出；高中是一个拖拉机头和蘑菇小组。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学生这个问题，来思考什么样的课程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的终身发展有益。当然，必要的训练是需要的，特别是理科教学，但我们更要思考：哪些是必要的训练，训练到什么程度？面对一班学生，怎样进行差异教学，让好的学生更好，差的也能赶上来？作为名校，这应该是我们主要思考的问题。

第四，我们培养的是“高分低能”的“人才”。有时候我们招收博士、硕士，发现有的考生社会知识、生活技能不可思议的差，简直可以称之为半傻，这与我们的人才选拔机制有关。其实，光凭考试是考不出学生全面的素质的，而做研究，思维方式非常关键。你可以搞公共关系，做主持，但你做不了研究。我们的“关于什么”的知识教得太多，而这类知识是不需要教的，学生自己可以获得。现在是网络社会，了解某类知识，找个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了。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成为经济学的概念？主要是“关于谁”的知识，“关于怎样”的知识，“关于为什么”的知识，这三类知识才能成为经济学的概念。所以，应当换个角度思考我们的课程。最近，我们在浙江余杭高中进行听评课的研究，他们的政治课就是沙龙式教学，老师讲得很少，但把整节课设计、安排好，给学生创造机会，让学生唱主角，这是多有吸引力的课堂啊。事实上，这个学校的政治每年高考都考得很好。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只把课程理解为“知识”，为什么不可以把课程理解为“机会”呢？只有机会与能力是成正比的。

第五，我们的教育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老干部”。有很多人小学、中学是班干部，到了大学，一看档案，又给他当干部，二十多岁毕业后，走路是干部的样子，说话是干部的调子，很快又当了干部。所以有的人当了一辈子的干部，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公平。为什么其他人就没有锻炼的机会呢？教育更多的要强调关注全体。其实，这对“干部们”自身的成长也是极为不利的，弄得有些人四十来岁就没有专业了，他们这辈子只能当干部了，但是有那么多当干部机会吗？

记  者：这些人才培养的误区确实很值得我们思考。教育既要有量化的效率指标，更要有价值取向的完整追求。 

崔允漷：所以，我认为学校还应该担当起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传播文化。学校教育的真谛在于以文化人，在于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将文化积淀为人格。但现在许多学校“只在传文，没有播化”，有文没化，没有将知识转变为对学生个人有意义的东西。比如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如果其中的精髓没有转化为学生个人的体验，文章本身再好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文化传播的特点在于，传播者自身有什么样的文化，传播的也就是什么样的文化。因为传播是一种分享、理解、发展、创生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灌输、强加、霸占的过程。所以，学校必须进行自身文化的建设，营造共享的、整合的、先进的文化。

记  者：现在不少学校很重视文化建设，但我觉得他们或者更加注重外在的包装，或者在内涵的打造方面有一些偏颇，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

崔允漷：是的。所以我觉得学校文化建设主要应思考三方面的问题：

要思考引领、创造什么样的文化。我认为学校创造的文化应该具备一些特质，必须是先进的文化，学校特质的文化，还要进行统整，因为文化是多样的，交叉的，丰富的，弥散的，复杂的，学校文化不是校长文化，也不是个别老师的文化，而是一种统整的文化。

要思考怎样围绕核心的价值观来架构文化。学校文化可以分为三层：概念层面、隐性层面和显性层面。比如一个学校要建设学校的“至善”文化，雕塑啊，校门啊，建一个至善堂啊，都是这种文化的外显，是一些现象。隐性的文化体现在哪里？如校训、校旗、共同的愿景、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东西需要解释才能明白，所以是隐性的。每个学校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提炼，需要概念，否则就不好传播，就会显得肤浅，没有内涵。现在学校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提出的校风、校训、办学理念、办学目标等一大堆的东西，缺少逻辑，没有核心的价值观，表里不一，导致口号一大堆，落实不下去。

要思考如何营造、组织学校的文化。学校工作的核心一般有三个方面：人的发展、课程教学、资源。要围绕这三个方面营造学校文化，提供适性的课程与教学，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各种形式促进教职员与学生的发展。 

记  者：学校应该通过积淀文化、传承创新，关注未来等途径来实现它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社会责任，这些，很多学校还是能以一种高度的使命感去践行着的。而您所说的第三个方面，即社区服务责任，据我所知，不少学校即便是名校，似乎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

崔允漷：现在的学校大多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与社会的交流、沟通、互动很少，这就造成了教育的孤立局面。因为学校太封闭，社会上的不少人根本不知道围墙里边成千上万的人在干什么，他们还以为当老师很舒服，天冷天热都在家里，一个星期两天休息。其实现在当老师多辛苦啊，特别是重点高中的老师，但社会不了解、家长不了解，真的是“封建封建，封起来搞建设”。我们的名校应当思考，如何与社区互动，把学校办成“社区中的学校”，既可以利用社区中可获得的资源，又可以引领社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是为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提供课程保障。比如通过学校与社区的互动，学校就可以把社区服务课程化，把研究性学习落到实处，让我们的学生不仅了解过去（书本上的知识），还了解现在的世界是会么样的（生活中的知识），同时，还可以利用社区资源开发校本课程或资源共享。 
    记  者：看来，只有充分认清学校的使命和在教育改革中作用，名校才能真正明晰自身社会责任。
    崔允漷：是的，过去认为只要成绩好，就是名校的终极责任，把名校的实际价值，等同于升学率。这种认识使名校陷入成绩考核和升学率考核的惯性误区。今天的名校要确立自己的教育哲学，明确自身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积极分担课程改革的责任；要思考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直面课程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要解放教师，用发展的眼光善待教师；解放学生，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要真正形成民主与合作的学校文化，建立理解、参与与互动的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明确了学校的使命，也就明确了名校的社会责任。

要想改变环境是很难的，但作为名校可以不断地把自己修炼得更好一点。修炼自己是为了追求教育的卓越，追求卓越就要用专业来引领社区，引领同行。有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只是学校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还应当多思考我们的教育过程，我们的文化传播，我们的社区服务。修炼自我，追求卓越，引领同行，崇尚专业，名校的社会责任应当是完整而明晰的。 

记者：有一种分享精神大餐的快乐，谢谢崔教授。您的思考和倡导一定会唤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信我们的名校也一定能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更加勇敢地担当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崔允漷：谢谢你的倾听与理解！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而已，不成熟，希望引起更多的同仁关注这一问题。   
                                发表于《江苏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