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应邀至我所作学术报告

2016年3月22日晚，同济大学哲学系柯小刚教授应邀来所作“华夏课程论坛”第110期的学术报告，报告主题为：诗经教学与诗教。

本次学术报告会由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刘良华教授主持，彭正梅教授做了精彩点评。课程与教学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教育学部其他系所的教师、研究生等近100人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柯小刚教授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开始，重点介绍中国古典政治对教育的重视。古典“六经”课程始于《诗经》。诗教有“古今之争”。柯教授重点讨论今人对古典文化的误解和责难。《诗经》既非纯粹的情感文学，也非纯粹的义理之学。《诗经》基于情感而关怀家国甚至天道，乃陈情欲，以歌道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有“美诗”，也有“讽诗”。诗教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以上所见，皆为《毛诗序》及《诗集传》的传统与回响。《毛诗序》及《诗集传》之“以经解诗”在经学史上影响甚大，但也屡招非议。“以经解诗”虽然使“《诗》三百”由文学变为经学，使诗经位列“五经”并借助官学力量而扩大其影响，但是，“以经读诗”不免会干扰诗经之审美情趣并显得牵强附会甚至“荒诞不经”。也因此，文学研究者普遍追求“诗言情”之“以诗解诗”而反感“诗言志”之“以经解诗”。诗经研究在先秦至宋元倾向于“从文学走向经学”，主要强调“以经解诗”、以理读诗。从明代开始，不少研究者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以“诗解诗”、以情读诗，出现“从经学到文学”的文学运动。清代崇尚“汉学”，注重考证，诗经之经学形象复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诗经再次走向文学，诗经与白话新诗相提并论，再次回归“诗言情”的文学本原。

但是，若非位列“五经”，“《诗》三百”从一开始不可能被大规模采集、整理，亦不可能被经久解读而传颂不息。“诗言情”与“诗言志”原本一体，相互发明。解释“诗言情”之丰富，这是文学的责任；利用“温柔敦厚”[ 详见：《礼记·经解》。]之文学效应并解释“诗言志”之微言大义，则是诗教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