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政博士应《社会科学报》之邀就异地高考问题进行分析

近期，异地高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在此背景下，为了提升公众对这个问题复杂程度的认识，《社会科学报》特邀我所柯政博士撰写一篇有关异地高考政策进行分析的文章。2012年11月22日，《社会科学报》在第八版的头条位置刊发了这篇题为”异地高考不可操之过急”的文章。在社会科学报的官网上（），这篇文章也被作为“最近一期精选”放在重要位置推荐。

附“异地高考不可操之过急”全文：

异地高考不可操之过急

华东师范大学   柯政

这些天，很多生活在上海、北京并对教育有所关注的知识分子都在纠结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支持异地高考。对这个问题我也很纠结。一方面，自己就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还有好几位被定义为“农民工”的亲戚，他们的子女也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能否异地高考问题，所以，对于异地高考政策的意义我能感同身受。另外一方面，我现在已经正式落户上海，说起来算是“新上海人”，有自己的孩子，也在担心实行异地高考之后上海教育的种种优势会丧失殆尽。但作为一位教育政策学专业的研究人员，我还是愿意从教育政策学的角度来看待异地高考问题。

纵观我国的政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特征，那就是中央政府先提出了一些改革方向和精神，然后鼓励地方政府在遵守基本的改革精神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反复试验，中央政府则根据各地的试验结果不断调整政策方向。学界把这种模式称作是“政策实验主义”，并认为这样一种政策制定模式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未来高度不明确的情况下，大体准确地把握了改革进程的关键原因。而那些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甚至是灾难的政策，都呈现出一股很浓厚的强硬自上而下的特征。决策者经常基于自己的某种信念或者判断，强制性地规定了具体的路径和目标，并动员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地方政府严格实施，对地方政府所反馈上来的一些困难或者不可能，认为是地方政府在消极抵制，是不用心的结果。不是说这种政策模式一定不行，事实上，如果用得好，这种方法是很有效率的，能够真正做一些“大事”。但那些给我们改革带来痛苦记忆的政策，确实大多是这样出来的。

我担心教育部不断在动用政治压力推动地方政府实施的异地高考政策弄不好会逐渐偏向后者。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教育部推行异地高考似乎是有些突然，容易给人以“一时兴起”的感觉。学界对这个问题也基本没讨论（中国知网的数据库显示，从2000年开始到2011年，学术文献中出现过“异地高考”这个概念的文章总共才不到130篇。要知道如果是检索课程改革，这个数量是超过5万的），相比课业负担、择校、素质教育等问题，媒体和公众关注度也不是很高。毫无疑问，异地高考这个政策事关成千上万城市务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绝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教育部之前肯定也是做了很多基础调研的。但问题是，社会需要教育部去解决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大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教师教育的问题、素质教育的问题、农村教育的问题，等等，光光是《教育发展纲要》提出的重大任务就有很多。而且相比这些问题，异地高考的问题毫无疑问更为敏感，风险更高，而且绝对受益面更小。但为什么在舆论和学理准备相比其他议题都不如的情况下，突然会选择提出这个议题呢？

第二，教育部应该清楚地知道，异地高考这个问题极其复杂，牵涉面很广，实施难度很大，但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们也根本没有看到教育部是否真的有什么好“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自己也不清楚问题怎么解决的情况下，又突然间高调地把它作为一个政策议题，并动员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地方政府实施，这是不是有一股为了某个信念不惜代价也要去实现的味道呢？

但我国历史上，对客观限制条件没有充分的重视，“好心办坏事”的事情是何其的多啊！如果不幸成真，异地高考政策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能想到的糟糕后果是这样的：第一，它严重地破坏了京沪等地经过多年改革和演化逐渐形成的教育生态系统，优质和先进的教育被同质化，并威胁到这两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真正应该享受到异地高考权利的人群，如那些无固定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子女（他们不能异地高考，就意味着必须回老家去读书，而这些人的老家一般又是贫困落后的，父母迫于生计一般也不可能回家照看，所以能否异地高考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最后因为诸多现实条件限制而没有享受到异地高考的权利。第三，异地高考变成了部分有权势者谋私利的工具，并出现新一轮更大范围的拼爹游戏，比如看谁的父母能够在价格更加高不可企的上海、北京买房子。

当然，我认为只要教育部不再继续抬高公众“这个问题近期能够解决”的预期，不给地方政府添加日益强大的政治压力，让地方政府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来探索和试验异地高考，然后在其他方面也给予强大的配套改革支持，如上所担忧的事情就不会出现，异地高考这个问题也会逐步解决。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异地高考的问题时，总是谈到美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认为这个参照物选得不是很好，因为异地高考在中国是直接关系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深层次社会问题的，而在美国这根本不是他们的大问题，我们应该选择美国最麻烦的社会结构问题——种族问题来比照。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当初是花了多少时间来解决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教育机会均等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就能够明白，对异地高考问题我们不可只谋两年三年或者五年十年，而且不能像现在这样在学界基本都没有讨论研究的情况下就出台。总之，异地高考代表着光辉正义，但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