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上海课程圆桌论坛：课程社会学会议简报(二)

2013年4月2日，“第一届上海课程圆桌论坛：课程社会学”进入第二天，对国家、阶级、知识的探讨越发深入。

2日上午，论坛特邀专家曾荣光教授承续前一日的讲座，带领听众追踪阶级在二十一世纪的新变化。曾教授首先回顾了第一讲总结的课程社会学格局，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权利、资产阶级的统治及现代学校系统（包含课程）间的相互关系。他用富士康事件破题，以一系列图表说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组成、界定、性质与关系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新阶级的产生。从阶级结构的变化出发，曾教授以阶级的“自在”与“自为”引出对阶级形成的思考，分别介绍了Erick O. 

Wright的理性选择理论、Margaret Somers的历史叙事理论和Pierre Bourdieu的阶级实践理论。他从微观和宏观的两个层面解释了阶级地位、阶级立场、阶级利益、阶级意识、阶级文化等因素如何在罢工中发挥作用并促使阶级产生。紧接着曾教授重点介绍了

Pierre Bourdieu构建的惯习、制度、历史、资本、力场、社会地位与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互动机制，并为“pedagogic action”做出简要定义。

下半场报告开始，曾教授以象棋为例，回应柯政博士对“结构化”的疑问，并对structured和structuring做出辨析。随后，他通过对Manuel Castells系列作品的介绍，将讲座带回21世纪、全球化和网络经济的议题。曾教授简单介绍了network促使人类社会生活与结构的巨变，认为其具有灵活性（重装）、整合性（兼容）、强渗透力，颠覆时间、空间与因果的逻辑，从而带来知识的变革。柯政博士、刘云杉博士欣然加入讨论，追问经济、制度之外“人”的体现，曾教授则以唐玄奘和“孙悟空”做比，回应网络社会中的身份同一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globalization of nothing”将抹杀学术、教育乃至人的个性。同时，网络加速全球化的到来和跨国主义的实现，导致信息—全球的资本主义下阶级结构的重构和再认识。对此，刘云杉博士就阶级碎片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与曾教授展开探讨。讲座的最后部分，曾教授关注了21世纪网络企业、全球劳动力市场和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下，教育如何形塑劳动者。他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Paul Willis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研究成果，以对应当代社会经济与阶级的变化。

2日下午的学术盛宴由北京大学林小英博士对新课程改革的“中国式建构”揭开序幕。林博士以其参与新课改教育政策制定的经历，对新课改做解剖式的评析，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改“被消费”的论断。她借助Joseph Kahne的理论提出改革中的偏好十分重要，需要有良好的价值取向。她同样批评了“中国式建构”中体现的后发国家的弱者想象，呼吁教育政策制定和课题研究应该尊重中国本土经验独特性的价值，从主观情境出发，寻找个人意义脉络。随后，林博士逐一分析了《减负京八条》，揭示了一个小学的尴尬应对，展现了一个过于结构化、专于过渡的课堂，以此追问新课改将教师带往何方，追问课业负担是否是素质教育的终极问责，追问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教育，追问新课改新在哪里、课在哪里、改在哪里，并最终提出一个研究问题：新课改的理念和目标尽管得到教师的信奉和认同，为何在课堂教学中难以得到践行？讲座的后半部分，林小英博士主要介绍了其参与新课程研制顶层设计的经验，从团队结构、设计过程、结果采纳和政策实施等方面对中国教育政策作出批判性总结，归纳出新课改在理念、设计过程、实施过程方面的问题。她认为必须释放出足够的政策空间，同时保障课程在学校与教师层面的发展规划。最后，她借由Kahne教育政策的四种取向的理论，认为所有教育政策必须从长远时空上拥有政治哲学的关注，并由此对新课改的政治哲学做出询问：何为美好生活？何为美好社会？

华南师范大学钟景迅博士的研究则从质性的角度关注了维吾尔族学生在大学课程与教学文化中遭遇的困境。钟博士将其研究的起点置于对任一群体的尊重和对文化的关注，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发挥重新导向的作用。他首先回顾了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发掘本研究的创新性；随后详细介绍了研究设计和方法，尤其是样本选择。钟博士在对样本学生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发现存在少数民族文化在大学课程设置中缺位、课程难度过大、教学环境与教学方式中存在异质文化冲突与忽视等问题。运用Young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解释维族学生文化适应困难，钟景迅博士认为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使其文化成为主流，而非主流的文化受到排斥，其文化群体就产生双重异质的文化意识和体验。

华师大课程所刘良华教授回应其对古典哲学的一贯关注，从尼采的精英教育与大众课程中发掘学术的乐趣和“游戏感”。刘教授借用林小英博士对“美好生活”的阐述，表达了对自然法的生活的追求。他从古典理性主义两大流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发，询问自然法的生活何以可能；从自然法的三种表述，叩问列奥·斯特劳斯的哲学智慧；从卢梭探问列奥的自然法到底管不管用，谁的自然法管用——而尼采就是其研究卢梭的切入点。他呼吁从技术的生活走向自然的审美的生活，并保持起点与后续的张力。刘教授以生动幽默的讲述归纳了他的学术之道并以此解释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尤其是选择列奥·斯特劳斯作为解读尼采的视角的原因。随后，他逐一介绍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和研究发现：如尼采反柏拉图、反苏本华、反基督、反卢梭的根由及其“过河拆桥”的研究方法；如尼采在何种意义上颠覆了核心价值；如尼采与纳粹的关系；如列奥为何将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尼采摆在一起，他们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摆在一起等问题。他指出尼采的作品都是“君主论”，并探讨了尼采对“平等”的认识；他也同样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作为现象学者，并推崇《非对象性的言与思》一文在界定现象学、解读海德格尔方面的价值。随后，他从“民主与科学的社会必导致人的堕落”反思尼采与卢梭的思路。最后，刘教授发出了终极的追问：在什么意义上卢梭又是尼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