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上海课程圆桌论坛：课程社会学会议简报（三）

2013年4月3日，“第一届上海课程圆桌论坛：课程社会学”的第三天讨论主要聚焦于国家、民族和教育的密切关系。  

   3日上午，曾荣光教授借助 Bourdieu 的理论框架重点探讨了国家和民族在新世纪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校教育体系及其课程的变革。他从对21世纪民族国家问题的存续状态的准确判断切入话题，引用Seton-Watson的观点否定了基于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可能，并以巴尔干半岛等案例加以论证。随后，他罗列了东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对民族国家的分析与思考，从历史和实践现实中提炼国家、民族和族裔的概念和区别。曾教授以韦伯的理论回应前一日钟景迅博士的研究，指出课程即是选择、处理和输出知识以完成社会控制，使武装力量（force/power）转化为应授性（legitimate）的权威；Bourdieu则突破了韦伯对国家的定义，从文化的视角为其添加了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性质。曾教授对Offe“内容为资本主义服务，而形式由民主运作”论述与“learn to be labor”和“learn to be loyal”形成呼应。对“nation”的界定回归韦伯的理论，尽管其缺乏实证的证明，但可以用“we group”和“they group”做简单划分；费孝通则把“nation”当做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容易外显为一种行动。曾教授就此发出了“Is nation real?”的疑问。在“ethnic”的界定上，曾教授介绍了Anthony Smith两种族裔形成的模式，探讨了“原生族裔”可能带来的民粹思想，并分享了Habermas对德国运用宪法赋予的相同权利与义务使“公民”整合成“民族”的经历。接着，曾教授推荐了诸如《帝国》（Empire）等论著,从历史的线索探讨全球化和后冷战时期国家影响力的萎缩和国际组织的干预。并分析知识经济下国家如何克服网络带来的社会结与生活变革。及至教育，课程关注学会向谁、向何及为何忠诚。曾教授分四种情况一一介绍了美国、印度、德国和香港的不同课程内容与学校教育制度，探讨了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国民、建构怎样的民族国家制度等问题。

    3日下午，南京师范大学吴永军教授率先为论坛呈现了一份精彩的咨询报告。他从地方教育部门的择校措施出发，质疑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政策决策的科学性。进而，他提出尽管社会学应该坚守职责，不做价值判断，但学者出于现实压力和社会职责，必须以旁观者的立场为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者提供谨慎的建议，从而减少或规避政策决策的盲目性。在此基础上，吴教授试图为深化新课改贡献社会学方略。报告提出，深化新课改首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运作，将课改共识凝聚在国家根本利益上。其次，现代性仍是改革的追求，校本课程中的国学热需要得到审视。第三，课改实质上是权利和文化利益的分配活动，需要调节与照顾各方利益。吴教授回顾曾荣光教授的报告，指出德育不等同于政治教育。通过梳理当前新课改各种研究，发掘各理论的立场，他指出应该正确把握新课改的实践，同时肯定实事求是的学术争鸣。随后，吴教授以南京小班的案例表明很多事情不是教育的问题，也同时提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的疑问。最后，他将自己的新课改态度描述为“绝望中的希望”。刘良华教授高度赞赏了吴教授报告中的“情绪”及“谨慎建议”的学者姿态。

    北京师范大学巴战龙博士是来自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学者，长期致力于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他向本次会议提交的报告主题是“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及其背后的事论”。巴博士承续曾教授对国家、民族、族群性的论述，首先介绍了人类学中无处不在的“他者想象”，继而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泛政治化现象、国家构建和多元族群的矛盾等方面介绍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核心问题。巴博士赞同曾教授对文化、政治、认同的边界不重合的表述，指出族群和国家存在鲜明的结构性差异并以弹簧形象地描绘了人类文化/政治认同的钟摆理论。他引用费孝通对鄂伦春族遭遇的回应，认为应该灵活运用中国古典智慧，提倡文化自觉。他也强调文化作为构建身份的资源是流动的，因而纯粹的民族差异性的文化想象是荒谬的。随后，他系统地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中国境内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及代表性学者。为帮助听众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以之为焦点的学术交锋，巴战龙博士特意梳理了这一制度的由来和演进。在阐述的过程中，巴博士着重强调了人类学对国家、民族、族群的区分与形成理论。最后，他借由著名人类学家潘蛟的研究分析了近年来少数民族敏感性事件的特点，从而整理出新形势下形塑民族问题的主要力量。回应与会学者对“运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疑问，巴战龙博士生动地讲述了唐朝与回鹘“以水濯血”的典故，指出中国的文化脉络从未间断，而西方经验无法顺利移植的情况下，用中国的办法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

    华师大公管学院董辉博士以择校乱象为切入点分享了对学校“特色课程”的社会学观察与思考。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部分教育官员将特色发展作为疏导学生入学压力，破除择校乱象的有效手段，但与家长的择校行为仍然存在矛盾。在深入跟进这一问题之前，董博士对“特色课程”的内涵做出规定，继而追问这些特色课程有和社会学特征？会造成怎样的结果？接着，他从学校课程建设实践、教育行政部门评定活动、学界与舆论对特色课程的关注以及家长和市场对个性化教育的供需热潮出发，介绍了该研究的背景，并以“化装舞会”的生动比喻质问在特色化理论与实践驱动下的特色课程“特”在何处，是否存在多样化等于同形化的困扰。随后，董辉博士以苏沪四所学校的案例研究对比西方经验，发现“分层与区隔”并未消弭于“优质与均衡”，“一校一品”放大了品质、品格、品味的差距，而行政化“被特色”现象的存在不得不引发对特色课程的价值追问。董博士划分消费主义、公民主义、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的坐标轴，定位当前“特色课程”实践的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