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上午,曾教授以题为“二十世纪课程社会学的回顾:阶级、国家、知识与课程”的报告拉开了本次学术论坛的序幕。
曾教授首先展示了世纪之交的全球化教育现象,提出了一个贯穿讲座始终的问题:“什么因素促使世界各国几乎同时展开主题相似的教育改革?”并寻求其课程社会学的解读。在此基础上,他介绍了Michael Young的理论,并比较了"Curriculum
Reform of the Future"和"Traditional Curriculum"在内容、形式、知识核心、专业化、取向、评价等多方面的区别,认为这两者正是建构主义和绝对主义争论交火的锋线。以此为线索,他梳理了20世纪课程社会学在制度和学理方面的进展。借由不同学者对“有教育价值的知识”及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关系的争论,曾教授开始探讨课程社会学的涌现及其研究争议,并开始铺陈不同流派对知识与课程本质的探讨。
通过对Learning to Labor和Learning to be Loyal两本书的介绍,下半场讲座重点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学校教育和现代民族国家下的学校教育。曾教授和刘云杉博士就中国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张扬的“义气”和“流民文化”展开深入讨论,并与资本主义经济下劳工阶级学生在学校中的反权威性做对比,形象地揭示了经济与阶级对学校教育和课程的影响。而阿尔萨斯地区的案例则以高度集中的冲突和变革生动揭示了族裔、宗教、语言、历史、疆域等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对民族国家,尤其是对nationality和ethnicity的界定和翻译也是这一部分探讨的重要话题。
1日下午,华师大课程所周勇教授、北京大学的刘云杉博士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罗云博士率先分享了他们对于本次课程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周教授基于当前对“新课程”的追求仍停留在制度和形式上的探索,但在内容上未见范式创新的现实,将“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课程开创者的教育革新努力及其典范“新课程”为研究对象与范畴,力图回应当前课程改革受到的批判与“何种课程改革研究值得尝试”的学术之惑。讲座中,周教授对王国维、胡适、蔡元培、钱穆、冯友兰等名家在史学、文学、哲学、科学教育、美育领域课程创生和范式革新的努力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细数最一流学人的“课程新典范”在高等教育,乃至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并挖掘更多相关研究内容。随后,他梳理了当前课程史研究的主要类型,提出从学术文化角度研究课程史的新尝试,并介绍该研究采用的“人物—行动—意义”分析框架和“文艺复兴”的新视角。
接着,北京大学刘云杉博士以“什么是正当的教育”为题探讨基础教育领域中“因材施教”何以被忽略。刘博士首先从国内基础教育课改现状和高等教育失效等困扰出发,发出“教育在做什么?乌龟为什么要像兔子一样奔跑?”的质问。她以PISA成绩和访谈证明当前的中国教育在做“改短”的工作,认为将“乌龟”训练得像“兔子”一样好实际上扼杀了学生的多元性和发展后劲。她逐一分析政治、行政、家庭、民情民意、公立学校两面性等因素,指出当前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使得“乌龟”很难有“跑步”以外的其他选择。面对当前教育“拔苗助长、削足适履”的问题,刘博士主张通过考察古今中外“人性观”之流变,考察“乌龟”变成“兔子”之可能性,指出真正的教育应该顺应自然,因其固有。循此,她进一步叩问教育在何种程度上“忘本”,又该在何种程度上“务本”,并在个人、社会、民族与文化的层面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罗云博士的研究则回归田野,探讨学校德育实践中的儿童观及其意义。罗博士首先介绍了两所随迁子女小学截然不同的德育实践。她通过田野资料的对比,发现当前业绩主义导向的考评体系下,学校德育只是软性内容,相对“不太重要”,更多地服务于学校的有效管理和学业而非回应上级“德育目标”;其目的是向外的。因而,学校德育与孩子想象和“认知”被更紧密地关联起来。罗云博士的下一步研究将关注学校的孩子想象及其回应措施是否看到了“真实的孩子”,回应了孩子的真实需要。而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对于特定阶层的孩子,自然状态的德育形式相较精细化管理何种更好,对孩子有何意义统一值得探讨。同时,罗博士指出,中国的情境不同于西方,大部分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来自相同的阶层,其文化并不同与教科书中的“中产阶级文化”,学校教育中的符号系统与家庭教育至少没有如国外文献所表达的那么明显。

